半月談記者：何欣榮/郭慕清/王默玲/程思琪/嚴賦憬/朱翃

2022年的這個春天，“上海團長”火出了圈。

“我的團長我的團”“小區里最受尊敬的人”“餓了別叫媽，找‘團長’來幫忙！”……4月初，上海實行全域靜態管理以來，常規的市場供應體系驟然停擺。奔波在大小社區里的，除了基層工作者、志愿者們，還有拯救居民于匱乏之中的“團長”。他們發起民間互助性質的社區團購，大大緩解了居民對基本生活保供的焦慮。

4月9日早上5：34，上海徐匯某小區門口一批團購物資到貨

與此同時，從上海市場監管部門的處罰情況和社交網絡上的吐槽情況看，遍地開花的社區團購也滋生了一些亂象，“價格欺詐”“缺斤少兩”，尤其是部分發“疫情財”的“野生團長”，更是消耗了居民們本就脆弱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集贊譽和質疑于一體，游走在公益和商業之間，基于自發組織又接受備案規范，“上海團長”們的沖鋒陷陣，是這個2500萬人口超大城市抗疫的一個縮影，也成為特殊時期檢驗基層社區自治能力的一塊“試金石”。

“團長”畫像：從“推己及人”開始

“千萬不要把我寫成‘無私奉獻、品德高尚’，因為做這一切，一開始也是為了自己。”租住在上海徐匯區某小區的90后錢大暖，本職工作是一家新媒體公司的高管。從4月初開始，錢大暖成為這個小區的團長，服務這里的108戶近200個居民。

錢大暖發的朋友圈

“從3月下旬開始，我就發現網上買菜沒那么簡單了，到了4月4日的時候，連我這個‘互聯網選手’都感覺，菜不好搶了。那個時候，我牛奶喝光了，居民群里也有人說想喝牛奶，既然大家有共性需求，于是我就做了第一次團購。” 錢大暖說。

“無心為之”“推己及人”“就像一頭母獅子，一開始是給自己的崽子找吃的” ……和半月談記者對話的10多位團長，有律師、保險代理人、新媒體從業者、企業財務總監甚至外資公司的CEO，各種機緣巧合讓沒有團購經驗的他們干起了現在的“團長”。

“我自己做團長，也認識很多團長。在我看來，這些團長一般有正經工作、有一定職位，不然就不容易獲取靠譜的資源和渠道。另外，這些人要有耐心和熱心，因為做這個事很費神。”家在上海浦東新區聯洋社區某小區的朱敏，本職工作是知識產權律師。她當“團長”，主要是因為認識能直接從中糧拿貨的朋友，產品質量有保證。

比宜德連鎖折扣超市首席執行官賈宏斌，是“上海團長”中比較特殊的一位。他說，最開始做“團長”，是因為有鄰居知道他的工作背景，希望他在特殊時期站出來，幫助社區解決基本供應問題。

“我們在上海的松江、普陀都有貨物大倉，貨源比較充足，再加上我們的定位是折扣超市，也能讓居民買到相對物美價廉的商品。”賈宏斌說。

賈宏斌粗略統計，從4月2日至4月15日，他所組織協調的10場團購，累計金額達20萬元左右。“第一次開團，運了滿滿一卡車。半夜運到時，很多人都休息了，但是貨物不能放在那里，特別是新鮮的蔬果容易壞掉。我、貨車司機和志愿者一起，肩扛手提地搬運卸貨。” 回憶這段經歷，賈宏斌說：“比做CEO辛苦多了。”

“開團”流程：不亞于一次小型創業

“群內了解居民需求-尋找靠譜渠道-將產品介紹發在群里-建立新的團購群-告知截單時間-群接龍”——錢大暖所在的一個“團長群”里，有來自不同小區的“團長”時常在這里交流商品渠道、工作方法。群公告里，有人還編寫了一套新手怎么開團的指南。

為做好“團長”這個活兒，錢大暖專門制作了一個團購表格，這是她一直以來的職業習慣。她將團購當成一個項目來推進，用SOP（標準操作程序）將項目拆分成一個個小步驟，精確到每個環節、每個人應該做什么。這個表格后來在網絡上火了，連安徽的父母也看到了。“我爸媽一直不太理解我從事的新媒體工作，最近特以我為榮。”

錢大暖制作的團購表格

錢大暖說，日常工作受疫情影響，只剩下每周開一次周會，剩下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團購上。“我加了20來個供貨群，一邊跟供應商溝通，一邊在線跟進已團商品的進度，一邊還要用表格登記社區門牌號和采購數量……感覺像一個人打了3份工。”

為提高效率，對于詢問比較多的問題，錢大暖編寫了標準化的答復話術，收藏在微信中，“需要的時候就直接丟出去”。團購成功后，還要扮演客服角色，在群里及時更新物流信息，讓大家安心，比如發個圖，說“我們的菜上高速了”。

自認比較膽小的朱敏，覺得做“團長”其實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為盡量規避風險，她總結了一套遴選供貨商的方法。“保供企業證明、車輛通行證、司機核酸檢測報告，這些都是必看的。另外還要在地圖軟件上看看，供貨商周邊疫情嚴不嚴重，問問工廠是不是閉環管理。如果其他小區找這家供應商團過，有產品實圖就更好了。”朱敏說。

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趙浩看來，很多“團長”身上有著創業者的特質。“他們要敏銳地捕捉到社區居民的需求，填補供應鏈缺失的關鍵一環。還要不斷‘面試’得到可靠、優質的供應商和運輸商，同時對接小區的物業。最后，還可能因為貨物遲送、錯送或者用戶不滿意，出來道歉甚至賠錢。”

朱敏就有這樣的經歷。第一次團面包，就發生了貨不對板的事情。“盡管產品還是蠻新鮮的，但畢竟和原圖不符，不少居民提出質疑。有些人比較寬容，說算了，一樣能吃；有些人堅持要退貨。經過與供貨商反復溝通，最后對方答應退一半的錢，總算平息了下去。”

在上海楊浦區中原路某小區當“團長”的舒瑩，也經歷過類似的意外事件。“有一次組織大家團牛奶，商家明確3天內到貨，我甚至留了點余地，只告訴大家第三天到貨，如果早到了就是運氣好。可到了第三天，商家直接甩來一條消息，告訴我道路管控，貨暫時進不來。”

舒瑩承認，當時她非常慌張，于是在群里提出兩個解決辦法，一個是補差價買進口奶，一個是繼續等待。好在所有人都選擇了等待，并且安撫舒瑩，“那一刻真的很感動”。

經歷這些意外，舒瑩覺得“團長”不僅需要熱心，更需要統籌能力，一心想照顧每個人的需求很容易“上頭”。“當大家眾口難調時，我們必須選擇最優解。比如牛奶，有人喜歡喝鮮奶，可當前物資運輸難，鮮奶不易儲存，選擇利樂包裝牛奶就是為了確保大家先有奶喝，然后才能慢慢喝到更好的。”

楊浦區某小區團購群里的互動

可“營利”，不要“暴利”

社區團購其實不是新鮮事，過去曾是一門生意。盡管在疫情的特殊時刻，多數“團長”都是非職業化的，同時是基于公益服務的目的，但仍然不可避免地伴隨著“營利”甚至“暴利”的爭議。

家住上海閔行某小區的奚小姐就發現過“團長”私自吃回扣的行為。“一份12只裝的芭比肉包，‘團長’發布的團購價是50元。但有小區居民從供貨方處了解到真實的價格只需25元，經‘團長’過下手價格就翻倍。”有居民將“團長”私自漲價的情況在群內揭發，隨后發現自己被“團長”移出群聊，該群也全部解散。奚小姐后來發現，這位團長并非小區居民，而且從小區外故意混入群內的“野生團長”。

針對此現象，上海市場監管部門近期也加強了監管力度。根據已披露的案例，有一對夫婦，系餐飲行業經營者。借疫情封控之機，用修圖軟件修改一家保供超市的套餐介紹圖文，并將原套餐的中100元、160元、158元、108元的4檔套餐價格更改為180元、280元、198元、148元，再以社區“團長”的名義向保供超市訂購，低價買入高價賣出從中獲利。

舒瑩也被人質疑過從團購中牟利，幾番解釋無果后，她感到很委屈。“只能說我問心無愧，為了公開透明，我都會把價格、資質截圖發到群里，公開信息，還好有不少人替我說話，讓我感到寬慰。”

當社區“團長”、做公益服務，是不是一分錢都不能賺？對此，法律從業背景的朱敏有自己的見解。

“我認為，即使是公益服務，也可以用市場化的方式運作。即服務提供者不以營利為目的，但應該覆蓋自己的成本，一味貼錢去做，其實是不可持續的。”朱敏說。

朱敏坦承，她現在做的一項蔬菜團購服務，供貨方是上海金山區一家農業合作社。“早上收割，下午送來，一包5斤重的新鮮綠葉菜，售價是65元。盡管是比平時貴，但考慮到現在的物流和成本，大多數人還是能接受。”

根據訂購的數量，每份蔬菜包，朱敏大概能從供貨方那邊收到3到5元的補貼。朱敏所在的小區有500多戶家庭，每次的訂購量約五六十份，這樣團購一次她大概有近200元的收入。

“作為團長，我必須親自去接貨，然后和社區志愿者一起送貨。每次賺的錢，我用來買防護服，一套至少要60元。我父親、老公有時候也幫忙送貨，這樣就要三套防護服。” 朱敏說。

在朱敏看來，“營利”爭議的核心在于小區的團購是否被人獨家壟斷了。“其實當‘團長’也是有一定競爭的。我們小區就有四五個蔬菜團，我做的這個主打新鮮，群里稱呼為我‘菜團長’，在小區也有些名氣，這點我還是挺有成就感的。”

重新理解“遠親不如近鄰”

在政府的免費物資發放和“團長”們的努力下，目前上海基層社區的生活物資供應保障逐步好轉。“從第一批的蔬菜、大米牛奶雞蛋，再到現在的雞腿雞翅和粑粑柑，供應越來越豐富。”在浦東新區金橋鎮某小區當“團長”的柳麗麗說。

夜晚，團購物資到了上海徐匯某小區居民樓大廳，志愿者們正在做“家門口最后100米”的配送

上海，是一座擁有2500萬人口的超大城市。高度的流動性和多元化的人口結構，使得很多人都不太認識自己的鄰居。這場疫情，讓不少平日“潛水”的社區“能人”“熱心人”浮出水面，帶領大伙“四處覓食”。這種鄰里間的互助關愛，讓很多人重新理解了“遠親不如近鄰”的含義。

柳麗麗發現，團購群其實也是一個鄰里互助群。“誰家缺了蔥蒜、紙巾、油鹽，群里說一聲，大家都會幫襯一把。”

在上海徐匯某小區做“團長”的倪倚天有一天收到一條特別的入群申請：“我來自日本，現在一個人在上海工作，上海的情況每天在日本的電視臺上報道，我的家人非常關心我。希望您能讓我的妻子加入這個微信群，因為我想向她展示一下這個社區的管理情況和我被友好鄰居包圍的生活，讓家人放心，謝謝！”

“上海之所以是上海，不只是梧桐樹下的浪漫、咖啡廳和小酒館里的情調。這些都是表象，真正值得尊敬的是維系這些世俗生活背后的市民力量，是普通上海人愿意挺身而出為鄰里做事的擔當。”倪倚天說。

社區團購這種居民自發組織的行為，與監管部門、基層組織和物業公司如何有效互動、磨合，也需要一個探索的過程。近期，上海市場監管部門、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先后發布《關于規范疫情防控期間“社區團購”價格行為的提示函》和相關法律責任手冊，提醒“團長”們注意“避坑”“避雷”。上海的很多小區居委會、物業公司也要求社區團購實行備案管理，避免這種行為的無序生長。

“因為團購來的商品都要經過物業消殺，有的封控樓宇還需要物業或志愿者送貨，所以這個備案管理還是必須的。有一次我們小區的居民想要團購咖啡，物業公司就提醒，咖啡消殺起來比較麻煩，也不是必需商品，特殊時期還是算了吧，最后大家也能理解。”朱敏說。

錢大暖也認為，病毒面前，大家都是一根繩上的螞蚱，不分貧富也不分地域。“這輪疫情中固然有許多不和諧的聲音出現，但想要戰勝疫情，恐怕每個人都要意識到，自我小一點、格局大一點，清零的那一天才會近一點。”

經歷這輪疫情，錢大暖發現這個老小區的多數居民很懂得感恩別人的付出，包容度也很高。“本來我是準備搬走的，現在反而想在這里安家。”

疫情終將過去，“團長”終將“卸任”。這段共患難的日子，或將為上海這個以情調著稱的城市，注入新的更加堅韌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