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隨著防疫工作進入常態化，國內主要整車廠商積極復工復產，中國汽車產業正在調整恢復的軌道上奮力前行。

可以說，中國汽車企業在抗疫防疫過程中展現出的社會責任擔當，以及自身所展現出的極強韌性，為未來產業發展奠定了基調，更為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和穩定提升堅定了信心。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汽車產業的現狀與發展頗受輿論關注。對此，來自汽車行業的代表委員紛紛建言獻策。作為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和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長城汽車總裁王鳳英今年是第13次參會，在國際國內產業競爭加劇、格局面臨重塑的背景下，王鳳英基于多年來在行業深耕的實踐經驗和深入調研，圍繞中國汽車高質量發展和全球化路徑等問題提出了五項議案建議。

全國人大代表、長城汽車總裁王鳳英

其中，她著重關注小型電動車發展、氫能源產業發展、中國汽車“走出去”、機動車智能檢測和汽車消費信息整合升級中的突出問題。

為小型電動車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作為新能源汽車中的重要細分品類，小型電動車產品價格低、停車占地面積小、通行效率高，在節能減排、資源利用上具有很大優勢。

近年來，隨著小型電動車的技術品質不斷提升，已經有一批產品能夠滿足大城市低收入家庭以及小城鎮居民短途出行需求。從長遠來看，小型電動車的健康發展對于保障國家能源安全、踐行節能減排具有重要意義。

長城汽車新一代電動小車歐拉R1

然而，受補貼政策和民眾認知等因素的影響，本該快速發展的小型電動車產業卻受到一定阻礙，甚至從2015年以來出現市場份額急劇下降的趨勢。

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A00級和A0級電動汽車的市場份額為87%，2016年這一數字下降至61%，2017年市場份額回升至76%。但是到2018年，隨著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調整，小型電動車的市場占比迅速下降至65%，其中A00級電動汽車直接下降了20個百分點。

相比之下，德國、法國、西班牙、美國、日本等則非常重視小型車發展。比如，日本為刺激小型車K-car消費，在停車管理、稅費、保險等領域均給予了相當有利的發展環境。

對此，王鳳英認為，目前有必要重新思考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方向，并且從確立小型電動車產品標準、制定以降低能耗為導向的新能源汽車補貼標準、給予小型電動車稅費優惠、強動力電池回收利用管理四個方面入手，積極鼓勵我國小型電動車發展。

制定氫能頂層規劃設計

氫氣來源廣泛，通過將可再生能源以電解水制氫，并與燃料電池發電相結合，可為交通運輸和電力等行業提供高效清潔的電能和熱能。

長城氫能技術中心

國際氫能委員會報告顯示，到2050年，全球氫氣需求將達到5.6億噸，氫能將占人類終端能源消費的18%。其中，在氫能應用的眾多領域中，包括氫燃料電池汽車在內的交通運輸領域將率先具備成本競爭力。

目前，我國各省市2025年氫能規劃產值總額接近萬億，但由于在基礎研究、核心材料、關鍵部件、制造工藝和集成控制等方面略遜于國際先進水平，因此產業鏈規模亟待提高。

比如，截至2019年底，我國氫燃料電池汽車累計銷售量只有約6100輛。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截至2018年底，全球范圍內營運中的加氫站共有369座，其中歐洲152座，而我國目前建成并投入運營的加氫站不到50座。

王鳳英表示，我國氫能產業大規模商業化推廣，離不開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規劃和政策引導。因此，她建議從五方面出發，大力推動氫能產業持續健康發展：

一是引導加大氫燃料電池基礎科研投入，突破核心材料和關鍵部件的技術瓶頸；

二是鼓勵和推動各地因地制宜開展氫能示范應用，鼓勵地方政府創新激勵方式，推動大規模產業集群的形成；

三是通過政策引導社會資本投入，鼓勵能源企業牽頭建立穩定、便利、低成本的氫能供應體系；

四是完善標準法規建設，加快氫氣納入能源管理體系后的管理細則制定；

五是制定國家級頂層氫能規劃，合理規劃加氫站，制定長期穩定的燃料電池汽車發展政策。

為中國汽車“走出去”保駕護航

“走出去”是中國汽車企業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更是國家建設制造強國的戰略需要。而在新形勢下，“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汽車“走出去”提供了巨大機遇。

數據顯示，近年中國向“一帶一路”國家整車出口量占總出口量比重已超過五成，“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或地區汽車消費潛力巨大。

長城汽車泰國羅勇府工廠俯瞰圖

然而，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和競爭格局，中國汽車“走出去”仍面臨諸多困難和問題，如汽車出口價格低廉、“走出去”模式單一、品牌影響力不足、金融服務瓶頸凸顯、合規風險掌控能力不足等。

對此，王鳳英認為：中國汽車“走出去”是一個系統性工程，諸多問題的解決需要國家從頂層設計層面加大支持力度，具體可從六個維度出發推動：

一是制定中國汽車“走出去”國家戰略，推動汽車強國建設；

二是引導新能源汽車出口新增長點，強化對出口企業的管理；

三是建立汽車質量品牌評價體系，加強品牌培育；

四是搭建“一帶一路”綜合服務平臺，護航企業“出海”；

五是優化跨境金融政策支持，加大對汽車企業“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

六是建立健全風險防控和權益保障機制，保護中國汽車企業利益。

建立機動車智能檢測體系

機動車檢測在機動車安全、污染防治等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近年我國機動車保有量保持快速增長態勢，機動車保有量增長與道路交通事故頻發、空氣質量惡化的矛盾日益突出，對完善機動車檢測管理和增強機動車檢測能力提出新要求。

與此同時，隨著我國計算機、大數據、車聯網、遙感測試等技術發展迅速，為機動車智能檢測提供了成熟的技術條件。如遙感測試技術利用尾氣遙測路檢、道路空氣監測、智能識別等動態監測采集單元和監控軟件，可以實現對機動車尾氣檢測數據的實時采集、監控、分析與處理。

然而，我國機動車檢測目前面臨一些問題——如機動車檢測供需矛盾突出、機動車檢測滯后于新技術的普及應用等。

比如，據公開資料，我國機動車檢測站有1.2萬家左右，平均每個檢測站約服務20000輛車。相比之下，日本每個檢測站約服務3000輛汽車，美國每個檢測站約服務4000輛汽車，歐洲每個檢測站約服務5000輛汽車。可見，我國單一檢測站平均服務汽車數量遠遠高于發達國家。

由此，王鳳英建議從國家層面推動建立機動車智能檢測體系，有提高民眾的用車檢車體驗。

具體建議包括：完善道路安全法相關法規檢測要求，細化汽車檢測標準及檔期；推動機動車檢測技術向智能化、大數據方向發展，全面提升機動車檢測效率；推動建立機動車智能檢測體系，完善數據共享和使用機制，解決車檢難問題。

打造汽車“互聯網+檢驗檢測認證”新業態

自201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汽車產業結束了多年來的高速穩定增長。2018年，我國汽車銷量同比下降2.8%；2019年，我國汽車銷量同比下降8.2%。

當前，我國汽車市場正在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同時信息產業與汽車產業已經展現出了協同發展的趨勢。在此情況下，汽車流通環節的轉型升級可謂勢在必行。

舉例而言，紙質隨車證書仍是我國汽車消費環節主流，對企業及消費者造成了諸多困擾。

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較為成功的轉型案例。比如，2016年12月，北京地區全面啟動機動車車輛保險（包括交強險和商業險）電子保單試點。2020年3月1日，機動車檢驗合格標志電子化先后推廣至全國16個城市，符合當前信息化、智能化發展趨勢。

王鳳英表示，對汽車消費環節而言，改變過去粗放的經營管理模式，以信息化工具深耕細作，滿足消費者對美好汽車生活的需求，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對此，她在此次兩會上特別提出了兩點建議：

首先是打通電子化流程，節約社會資源。其二，搭建大數據平臺，減輕企業與消費者負擔，包括國家認監委、工信部及環保部應該加快大數據中心建設進程，并采取多證合一的形式改變過去紙質證書繁多的情況，以綜合性二維碼（或其他可識別的電子憑證）代替紙質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