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重訪千年學府岳麓書院，書院講堂檐前，懸掛著一塊“實事求是”牌匾，吸引了許多人駐足凝望。

100余年前，寓居在岳麓書院讀書的青年毛澤東，抬頭便能看見這塊牌匾。它對立志探求事物“大本大原”的青年毛澤東產生了深遠影響。后來，毛澤東對實事求是作出了新的科學闡釋，實事求是成為黨的思想路線。

游客在參觀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新華社記者陳振海攝

“實事求是”內涵的千年演變

“實事求是”一詞，最早出自東漢班固編撰的《漢書·景十三王傳》，其中稱贊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在這里，“實事求是”主要指一種治學態度或考據方法，“實事”是指文獻典籍等實證材料，“求”就是探求、求證，“是”是指典籍的真本、善本和文章內容的正確版本。

歷史上，獻王劉德領導的這場古籍整理活動實際是一場文化搶救運動，影響綿澤后世。《漢書》記載，“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這場文化搶救運動使以儒學典籍為主的一批先秦舊書得以存亡繼絕、正本清源，為中華文化的賡續傳承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應當看到，“實事求是”在班固描寫的劉德身上是具有哲學意蘊的，即通過研究實際事物而探求認識對象的真實形態。唐代學者顏師古注釋《漢書》，將“實事求是”解釋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是指通過文獻典籍考證得出正確的認識和結論，這種解釋提升了實事求是的哲學認識論意義。

此后1000多年間，“實事求是”一詞較少見于經傳，直到清朝中葉以考據學為核心的乾嘉學派興起，將“實事求是”作為治學宗旨，使得“實事求是”一詞風行于世。如錢大昕認為，“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阮元表示：“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阮元還將實事求是與科學聯系起來，他在科學家傳記集《疇人傳》序中寫道：“術數之妙，窮幽極微，足以綱紀群倫，經緯天地，乃儒流實事求是之學。”

但考據學發展到極端，空談考證，脫離現實，實際上背離了實事求是。桐城學派方東樹批評考據學者，“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群籍證佐，數百千條”，“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

在這種背景下，曾國藩重新闡釋了“實事求是”思想。他把中華文脈核心理解為“即物求道”“格物致知”，以傳承中華文脈為己任。面對清代中葉思想界注重考據的漢學和注重義理的宋學之爭，曾國藩希望將漢學和宋學融會貫通，兼取兩者之長。他指出：“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

明清時期，西方科學技術逐漸傳入中國，被稱為“格物窮理”之學。后來，洋務派官員將實事求是、即物窮理的思想與現代科學技術聯系起來，使之成為洋務運動的理論基礎。左宗棠在籌辦福州船政局的奏折中提出，“庶幾實事求是，而船政可舉也”。郭嵩燾認為，“實事求是，西洋之本也”，“西人格致之學，所以牢籠天地，驅役萬物，皆實事求是之效也”。盛宣懷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經常在署名后加蓋“實事求是”的印章，表明他將其奉為圭臬，并以此方式向朝廷傳播實事求是的理念。

清末民初，“實事求是”備受思想界、教育界推崇，成為一種崇尚科學、追求真理的教育思想。1914年國立北洋大學校長趙天麟將“實事求是”定為校訓，一直沿用到如今的天津大學。而國立北洋大學的前身北洋大學堂，創辦者正是盛宣懷。青年毛澤東離開家鄉求學的第一站，是新式學校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其辦學宗旨提出：“然窮變則通，茍非實事以求是，即物而窮理，恐書院究成虛設，何以造就人才？”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遷到岳麓書院辦學，1917年校長賓步程題寫“實事求是”的匾額，懸掛于書院講堂檐前，引導學生追求科學真理。

在岳麓書院接受熏陶的毛澤東，后來在領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深刻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逐步形成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1930年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旗幟鮮明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1938年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1941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他對實事求是作出了創造性的科學闡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這是對黨的思想路線作出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哲學概括。由此，實事求是實現了從治學態度到哲學認識論的升華。

湖湘文化的積淀和淬煉

岳麓書院大門兩旁，一副“惟楚有材，于斯為盛”的對聯舉世聞名。這副集句聯相傳形成于清代嘉慶年間，上聯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的“雖楚有材，晉實用之”，下聯出自《論語·泰伯》的“唐虞之際，于斯為盛”，合在一起正是岳麓書院及湖湘大地千百年來人才輩出的真實寫照。

早在舊石器時代，湖湘大地就已出現古人類活動足跡。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出土了距今1.2萬年以上的栽培稻和陶制品，澧縣城頭山遺址發現了我國已知最早的古城，炎帝南徙、舜帝南巡、大禹治水、祝融取火等傳說在這片土地上廣為傳頌。曾出土四羊方尊的商周時期炭河里遺址、被譽為秦代百科全書的里耶秦簡、出土大量漢代文物包括帛書的馬王堆漢墓等重大考古發現，見證了湖湘大地的深厚文化積淀。

湖南長沙素被稱為“屈賈之鄉”，屈原和賈誼的文章辭賦及精神風骨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頭。屈原行吟湖南，創作了《離騷》《九歌》《天問》等不朽詩篇，吟唱出“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真理求索精神和“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憂國憂民情懷。曾任長沙王太傅的賈誼是國家棟梁之才，他主張的“儒法并用”“重農抑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等方略實為治國之謀。幼年在洞庭湖畔湖南安鄉縣讀書生活的范仲淹，晚年在《岳陽樓記》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由此，“心憂天下”成為湖湘文化的鮮明特質。

唐宋時期，國家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湖湘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進程加快。繼屈原、賈誼之后，李白、杜甫、韓愈、劉禹錫、王昌齡、元結、柳宗元、寇準、秦觀、黃庭堅、辛棄疾、陸游等文化名家陸續流寓湖南，形成“不到瀟湘豈有詩”的人文景觀。他們身上蘊含的憂國憂民、精誠愛國、關注現實、經世濟民等精神品格，對湖湘文化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

湖湘文化的發揚光大，與岳麓書院的創建和發展息息相關。傳承千年弦歌不絕的岳麓書院，天生自帶務實基因，它是為解決問題而誕生的。史料記載，唐末五代時期戰亂頻仍，居于岳麓山的智璿等兩位僧人推崇儒者之道，在岳麓山下割地建屋，購書辦學，使得學子“得屋以居，得書以讀”，形成了一個學校的雛形。北宋初期的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響應讀書人的愿望，將僧人辦的學校擴建為一所書院，岳麓書院由此誕生。

宋真宗時期，岳麓書院首任山長周式因辦學成績卓著而風聞天下，受到宋真宗召見。宋真宗要任命他為國子監主簿，留在宮中講學，但他無心留在朝中做官，堅持要回岳麓書院教學。宋真宗為其精神所動，只得答應他的回山請求，賜給內府書籍和官服等，并御書“岳麓書院”匾額。如今仍懸掛在書院大門正上方的“岳麓書院”匾額，就是宋真宗手跡。周式的經營奠定了岳麓書院講學、藏書、祭祀和學田四大基本規制。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不遠千里從福建武夷山來到湖南岳麓山，與當時主教岳麓書院的張栻會講，討論《中庸》之義。二人聲名遠播，慕名前來聽講者極多，史載岳麓書院門前“學徒千余，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竭”，可見當時盛況。“朱張會講”在岳麓書院歷史上寫下了精彩一筆，開創一所書院不同學派會講的先河，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話。

張栻和朱熹對岳麓書院的影響遠不止這場會講。執掌岳麓書院教務的張栻，在《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中明確提出，“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實際上確立了岳麓書院“傳道濟民”的辦學宗旨。他還認為，儒學是“真可以經世而濟用”的“實學”，而“圣門實學，貴于踐履”，塑造了湖湘文化經世致用、注重實踐的思想傳統。朱熹后來出任湖南安撫使、潭州知州，任上重修岳麓書院，并頒布《朱子書院教條》，實踐他的辦學方針和教育思想，使岳麓書院首次有了正式的學規。

明清之際，作為岳麓書院培養的大儒，王夫之立志于“六經責我開生面”，終成我國古代大思想家之一，他也是經世致用的提倡者。清代中期以后，國家面臨內憂外患，岳麓書院培養的人才噴涌而出，從魏源“睜眼看世界”，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到陶澍、賀長齡、曾國藩、郭嵩燾等倡導經世之學開風氣之先，左宗棠收復新疆，譚嗣同獻身變法，黃興、蔡鍔、宋教仁等掀起民主革命的浪潮。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評價：“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

歷經數千年積淀和淬煉，湖湘文化形成了心憂天下、敢為人先、實事求是、經世致用、堅韌不拔、兼收并蓄等精神品格，逐漸匯入中華文化主脈，為中華文化傳承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并在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進程中不斷煥發新光彩。

實事求是：“兩個結合”的光輝典范

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實事求是的實踐淵源可以追溯到久遠的上古時期。在文明演進的漫長歷史中，中華民族先人從觀察天地自然運行法則中，領悟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之道，形成了從實際出發、把握規律、注重實踐的思想傳統。

傳說與史籍記載交織的伏羲畫八卦、神農嘗百草、黃帝肇文明、蚩尤立刑法、舜帝巡四方、大禹治洪水等，無不體現了這種實踐傳統。《詩經·大雅》中唱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就是說世間萬物都有其運行的規律和法則。

《周易·系辭上》提出“開物成務”，《禮記·大學》闡述“格物致知”，宋明理學倡導“即物窮理”，明末清初顧炎武、王夫之等提倡“經世致用”，古代思想家們實事求是、注重實踐的思想傳統可謂一以貫之。孔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入太廟，每事問”，體現了調查研究、求真務實的精神；“子不語怪力亂神”，傳遞出關注現實、而非虛幻世界的態度。

與實事求是緊密相關的一個命題是知行合一。兩者都包含著認識與實踐關系的辯證統一，但一般認為，實事求是偏重于認識論，而知行合一偏重于實踐論。

“知行之辯”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概念。古代思想家提出了“知先行后”“知易行難”“知先行重”“知行并進”“知行合一”等觀點，雖然看法各異，但注重實踐是共同的。《尚書·商書》提出，“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孔子提倡“學而時習之”“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中庸》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都體現了鮮明的實踐導向。

“知行合一”概念由宋元之際儒學家金履祥首次提出，他在《論語集注考證》中說：“圣賢先覺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覺所以效之。”明代思想家王陽明系統闡述“知行合一”觀念并將其發揚光大，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王陽明還大力提倡“致良知”“事上練”，既強調道德意識的自覺性，也重視道德修養的實踐性。

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直接用過“實事求是”這個詞匯，但他們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突出強調的就是實事求是。他們將實踐觀點引入認識論，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實踐是認識的來源、認識發展的根本動力、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認識的最終目的，認識對實踐具有巨大的反作用。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恩格斯也說過：“共產主義不是學說，而是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為何能夠被迅速傳播并廣泛接受，一個重要原因是它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彼此契合。在認識和實踐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就與中國傳統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物質決定精神、實踐決定認識的辯證唯物主義認知論基本原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實事求是哲學思想進行重新闡釋，使之發生了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追溯實事求是思想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出，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從古老的岳麓書院走來，從深厚的湖湘文化走來，從悠久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來，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光輝典范。（記者伍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