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 喻珮

從燃起文明星火的史前文化，到熠熠生輝的金屬之路；從楚文化北上問鼎中原，到明清時期的“湖廣熟天下足”……荊楚大地自古以來抒寫著燦爛歷史長河中的恢弘篇章。

過去一年，湖北中青年考古工作者持續加強長江文明溯源研究，深入探尋楚地人類社會的點滴遺存。在近日揭曉的2024年“湖北六大考古新發現”中，荊州楚紀南故城、荊州龍鳳莊遺址、襄陽菜越墓地等“上榜”，諸多新發現又將人們的視野帶回到荊襄古道上南來北往、風卷白沙的盛景。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屈原筆下關于楚國宮殿美輪美奐的描述常常令人遐想萬千。楚人筑高臺、著奇服，自由浪漫。楚國最強盛時期的都城遺址——荊州楚紀南故城的宮殿究竟有多大、如何布局？這些問題時常縈繞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楚文化研究所所長聞磊的心頭。

夜晚的荊州古城。新華社記者 伍志尊 攝

扎根楚紀南故城12年，聞磊在前輩們豐碩考古成果的基礎上，致力于進一步厘清城內布局和功能分區，探尋東周時期長江中游的人地關系。

行走在楚紀南故城宮城區最新發現的“環形界溝”，呈南北向長方形的水溝清晰可辨。長方形圍合面積約27萬平方米，每側各有兩處缺口與宮門相對。

聞磊介紹，宮城區分隔為宮殿區和護衛區，位于宮殿區東南部的一群三組臺基呈“品”字形分布，南北向排列，通過連廊兩兩相通，推斷這一群臺基的性質或為朝堂，是楚王召見大臣處理政務的地方。同時，東北群是寢宮，東南群是朝堂，符合《考工記·匠人》所載“前朝后寢”的總格局。

“這種帶有環形界溝的宮城布局一方面體現了南方‘水城’的因素，另一方面則體現了楚人對周禮的改革與創新。”聞磊說，新的發現有利于在更宏觀的視野上去考察楚都、楚城的布局結構和相關信息。

“楚文化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真實寫照，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長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高崇文指出，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楚國向四周擴張，楚文化不斷影響著長江中游及淮河流域。

在楚紀南故城以南約7公里，考古工作者在荊州古城東南角的龍鳳莊遺址，揭露自唐代以來的7個文化層。唐代的青釉瓷，宋代的茶具、酒器、文房用品，明代的青花瓷……都在這里逐層出現。遺址同時揭露一條長約230米的宋代道路L3，完整處寬5.8米。經對道路邊緣局部解剖發掘，明確L3始建于北宋并沿用至明代，推測宋代荊州城東存在“城市主干道”。

荊州龍鳳莊遺址宋代道路L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一系列新發現為荊州5000年文明悠遠寫下了生動的注腳。龍鳳莊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荊州博物館館長楊開勇說，此次發掘面積3000平方米，出土遺物數量眾多、特征明顯、價值重大，體現了唐宋時期荊州城商品經濟和物流交通的發達，彰顯了荊州作為長江中游地區商業中心和交通樞紐的歷史地位。

從南方重鎮荊州北上，直抵漢江中游襄陽，遙想荊襄古道溝通南北道路的重要樞紐地位。循著史料，考古工作者在此探尋楚、秦、漢多元文化交融的印記。同時獲評“湖北六大考古新發現”的襄陽宜城王家崗北墓地，出土器物既有鬲、盂、壺等楚地遺物，也有蒜頭壺、鍪等秦風器物，還見倉、灶、井等漢墓組合。

襄陽菜越墓地出土銅器組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來到去年開放的襄陽市博物館新館，“鎮館之寶”三國青銅馬赫然矗立。與2008年發現這座青銅馬的菜越三國一號墓僅一路之隔的區域內，去年再次發掘清理3座三國時期大型磚室墓，專家推測應屬同一家族墓地。

該考古項目現場負責人、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高順利稱，出土文物中罕見的象鼻流提梁銅壺起源于古印度犍陀羅地區，多見于廣西南部沿海一帶以及越南北部地區，表明這一時期荊州地區經濟繁榮，向南獲取資源的能力增強。

“襄陽自古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不同風格的器物交織在同一區域，折射了朝代變遷與文化交流、共融，進一步實證了中華文明兼容并蓄納百川的歷史進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方勤說。

以多元為特征，以發展為主線，一把手鏟釋古今。后人得以知曉，那些已經塵封的事件曾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發生、圍聚、相協，最終匯流成奔涌不息的大江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