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胡震洲?編輯陳融雪

當下，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加速推進，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科技創新的“領跑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和科技競爭局面。

中國經濟亦處在關鍵轉型期。面臨人口老齡化、房地產和金融行業結構性調整、全球產業鏈重構，我國的創新有了新范式，也有了新優勢和新挑戰。

此間，中國工業經濟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國務院原副秘書長江小涓表示：“數字時代，數據成為重要的創新要素，大型數字企業在創新中地位上升，開放開源成為創新資源配置的重要組織形態。推動科技創新的思路和組織科技項目的邏輯都要應時而變。”

數據驅動新范式，企業成主力

“以前，高校做基礎研發、研究機構做前沿技術開發，產業只做產業化轉換，這樣的橫向鏈條在數字時代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新模式下，數字企業成為產學研一體化創新的核心。”江小涓認為，長期以來，觀察創新范式的重要維度是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之間的關系，現在，有了“海量數據”的新維度，創新范式進入數據驅動，企業成為創新主力。

這個觀點有數據支撐。據國家統計局、科學技術部、財政部2023年9月18日聯合發布的《2022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2022年，我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30782.9億元，同比增長10.1%。其中，企業、政府屬研究機構、高等學校經費所占比重分別為77.6%、12.4%、7.8%。

江小涓稱，以自動駕駛、云計算、虛擬現實等前沿技術領域的發明專利數量為例，從2007年開始，全球范圍的企業發明專利數量超過高校和研究機構；從2015年開始，中國排名靠前的幾乎都是企業。盤點在國際頂刊發表的人工智能相關文章數量也可發現，2011年全球范圍企業發表數量超過高校，2016年起中國企業文章發表數量也超過了高校。

對此，江小涓解釋，企業知道數據，知道市場需求，知道應用場景，能快速大規模投入；數字時代技術迭代快，市場等不了高校。因此，從全世界范圍看，大型數字企業的首席科學家崗位很容易吸引到高校的圖靈獎得主甚至諾獎學者。

海量數據成優勢，開放待加強

“數字時代，數據成為創新的重要資源。中國的公共數據量是全球最大的，如果能強力推動政府數據和公有企事業單位數據開放，這將是我國的產業優勢和制度優勢。”江小涓稱，北京、上海、廣東的數據開放走在了全國前列。

目前，我國的數據開放程度仍然遠遠不夠。江小涓舉例說，她有一個學生的同學想研究中國地表溫度的數據，但拿不到相關導航系統的數據，而國外類似數據不少是開放的。

對此，中泰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深有同感：“我贊同以數字化促進新舊動能的轉換。比如促消費，要把消費放到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位置，但現在關于消費結構、居民收入水平的數據雖然央行有，學者和企業卻不知道。所以，在數據開放方面還大有可為。”

李迅雷表示，短期看，中國經濟增長可以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制造業投資增加來拉動，實現5%左右的增長目標；長遠來看，只有不斷創新，增加投資的技術含量，才能夠讓中國經濟更有活力，增長更加可持續。

“數據優勢企業不能只為自己‘數據增強’，還要為更多企業‘數據賦能’，推動社會創新。”江小涓稱，開放數據體系和開源技術體系日益成為重要的創新組織形態，成為這個時代最好的創新資源的配置方式。

“真正的大科學項目都是跨國的。在天文學、高能物理、生命科學、空間科學等領域，國際大科學項目成為推動重大科學發現的主流模式。”她舉例說，“平方公里陣列射電望遠鏡”項目，接收面積達一平方公里，比當前同類設備靈敏度提高100倍，搜尋速度提高1萬倍，將有機會揭示宇宙最基本的科學問題。202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成立平方公里陣列天文臺公約》，中國正式成為多國政府間國際組織“平方公里陣列天文臺”的簽署國。

全新國際局面

進入數字時代，我國的創新有了新優勢，也面臨新的挑戰。

“創新需要改革開放。”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陳釗呼吁，在保持高水平開放的同時，要激發企業家精神、重視民營企業。

他表示，當一個經濟體足夠大，就會有無數企業家嘗試探索，在概率意義上一定會有一部分成功的例子。對整個國家來講，這是一種常態，但對于單個企業家來說，是具有冒險性的一步。新興產業在發展初期有非常高的不確定性，企業家要真金白銀地嘗試哪一條才是正確的道路，是冒了風險的。

“中國未來的技術創新路徑是現今大家特別關心的問題，很多人希望能預測未來的技術發展方向。誰最有資格來做預測呢？我認為不是學者。”陳釗稱，如果馬斯克在火箭探索之前咨詢學者，可能沒有一個學者會告訴他能夠做到。

“技術創新的方向和路徑要靠企業家發揮自身的才能和發揚企業家精神，在市場中捕捉和把握機會才是關鍵。”陳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