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視頻平臺上的相親直播間悄然興起，一些“紅娘主播”長期在直播間為適婚男女舉辦線上相親直播會，成為網友熱議的相親新模式。這一相親模式具備良好的發展趨勢和拓展空間，但目前也存在少數主播引誘相親嘉賓“刷禮物”、嘉賓身份造假、遭遇詐騙后維權難等情況。監管部門和平臺應進一步完善直播相親活動的規則，明晰各方的權利和義務，給相親參與者營造更加誠信、公平、安全的相親服務環境。

“直播相親”淪為“相親陷阱”

“直播相親”，是指“紅娘主播”開一個直播間，嘉賓輪番開音頻或視頻見面，因便捷、高效、選擇范圍更廣，這種線上相親方式受到許多年輕人關注。但是，當前有一些相親直播間串通個別嘉賓一唱一和，以“相親交友”的名義不斷欺騙其他嘉賓刷禮物，導致前來擇偶的嘉賓不但沒能覓得良緣，反倒蒙受了財產損失。

設置套路“請君入甕”，誘導男嘉賓沖動消費。半月談記者蹲守相親直播間發現，通常而言，女性在直播間里有一定的自主選擇空間，而男性大多是被動的等待者。因此，主播會抓住男嘉賓急于婚戀的心理，引誘男嘉賓“刷禮物”，助力自己心儀的女嘉賓留下來和自己“連麥”，從打招呼、表白到交換聯系方式都要刷禮物，男嘉賓在不知不覺中陷入“相親陷阱”。

打著“網絡相親”的幌子實施詐騙。“紅娘主播”和相親女嘉賓聯手誘導男嘉賓不斷刷禮物，男嘉賓花費數萬元獲得女嘉賓的聯系方式后卻慘遭拉黑。還有不少詐騙分子瞄準直播相親嘉賓這一群體，通過偽造個人信息的方式實施精準詐騙。以“相親直播”“詐騙”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搜索發現，相關案例多達23起。2022年5月，甘肅省一“00后”女性胡某在某短視頻平臺的相親直播間虛構個人相親信息，吸引單身男士添加好友，詐騙錢財6萬多元，后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

“網紅”客串相親女嘉賓，吸引流量圈錢帶貨。在相親直播間里，經常能發現“美女嘉賓”的身影，她們大都容貌姣好，條件俱佳，引得男嘉賓紛紛刷禮物博好感，而點開這些女嘉賓的個人主頁，發現她們都是小有名氣的“網紅”博主，以帶貨為主業。以直播相親為噱頭，這些“帶貨主播”們不斷吸引著關注和流量。但是，由于并未涉及直接的財產糾紛，很難認定此類女嘉賓存在法律過錯。

監管治理亟待補齊

業內專家認為，直播相親出現一系列亂象，背后凸顯出平臺對相親直播間的監管存在漏洞。

平臺規則設計誘導消費。半月談記者發現，在大部分相親直播間里，女嘉賓的數量明顯少于男嘉賓，經常出現“一對多”的相親模式，即一個女嘉賓和多位男嘉賓同時相親。男嘉賓只有通過不斷“刷禮物”戰勝競爭對手，才能拿到女嘉賓的聯系方式。這些禮物最終大部分都落到平臺手中，只有部分真正能夠進到主播乃至女嘉賓的口袋里。相關平臺為了自己的抽成和流量，會對“主播誘導消費”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個人相親信息真假難辨。直播相親具有一定的自發性，相親嘉賓主動上傳個人信息，其中摻了多少“水分”很難知曉。在緣分一線牽的網絡上，“紅娘主播”只能對姓名、學歷等基礎信息進行審核。對此，北京市盈科（呼和浩特）律師事務所律師烏日罕表示，現有法律規定沒有直接要求平臺或主播審核相親嘉賓的個人信息，但是國家網信辦發布的《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第七條第一款中含有“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落實主體責任”“健全信息審核”等內容，所以平臺應當對相親嘉賓的個人信息負有審核義務。

交友行為難界定，一旦遭遇詐騙維權難。湖北賦兮律師事務所律師尚滿慶認為，一些通過刷大額禮物獲得女嘉賓聯系方式的男性可能最終并未“喜結良緣”，甚至遭到拉黑刪除。他們想要找主播和平臺退款，但是由于主播提供的只是居間介紹服務，一旦直播結束，男嘉賓和女嘉賓順利相識，錢貨兩訖，很難認定主播和女嘉賓之間存在“串通”“勾連”的情況，受害者只能放棄維權，自認倒霉。

直播相親需規范細化平臺規則

網上直播相親，“成人之美”，值得鼓勵，但亟須細化短視頻平臺規則，規范直播行為，必要時依法啟動行政處罰甚至刑事追責程序，讓違法侵權的“紅娘主播”“相親托兒”等付出法律代價。

一是直播平臺應進一步完善直播相親規則，細化審核責任。烏日罕表示相親是以婚戀為目標的，與普通交友直播有本質的不同。如果明確為相親直播間，那么平臺應當承擔對主播的管理責任、對用戶的信息審核責任、風險提示責任、個人信息保護責任、協助維權責任等。尤其要細化平臺審核責任，以保證信息的真實性。平臺可以設置或制定一些規范和標準，嚴格把關參與相親用戶信息的真實性，并以關鍵詞屏蔽等方式進行監督。針對違反相關規定者，要設置不同程度的處置，比如限流、關停、封禁等。

二是規范線上婚戀服務市場，加大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山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司文濤建議，應加強直播相親活動的審核監管。按照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主管部門從主辦活動主體、內容、程序等方面制定規范標準及相應的約束措施，嚴格實行直播相親活動信息登記上報制度，確保直播相親活動處于可管可控狀態。同時，應加強部門聯動，市場監管、民政、工信、公安等相關職能部門積極主動作為，形成協同機制，及時督促平臺履行實名制，對各平臺上的違法犯罪行為依法嚴厲打擊。

三是基層政府為適婚青年提供更多婚戀交友的機會和平臺。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王向賢認為，基層政府可以積極搭建交友平臺、培育社會組織，組織跨地區青年聯誼活動，提供更多婚戀交友的機會，并且推進移風易俗，降低單身青年婚戀成本，宣揚正確的婚戀價值觀。

半月談記者：劉佳敏叢佳鑫 /編輯：李坤晉